优化金融开放制度的顶层设计不仅能让市场抵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更强，还有助于借助国际经济循环的资源优势服务国内经济大循环

　　作者｜赵振翔张晓燕「中国建设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投资理财、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建设银行研修中心（研究院）」

　　开放、包容、稳定而透明的金融市场是后疫情时代服务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载体，金融市场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仅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也能够有效吸引境外资本流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加息所带来的“资金荒”和地缘冲突造成国际金融市场部分真空的当下，从制度上构建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对我国吸引国际资本投资、服务经济双循环尤为重要。

　　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指的是通过规范管理规则和制度标准，构建系统化、多维度、透明高的金融投资体系。在开放制度设计中，一个制度型开放的金融市场不仅需要从信息技术、资金清算、产品登记、交易系统等方面进行完备的顶层设计，更需要以数字化赋能金融体系的全面开放。

　　当下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的研究主要从金融资本开放、债券市场开放、产业资本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及开放制度设计几个视角展开。在金融资本互通中，开放的资本市场不仅仅能够通过境外投资者的深度参与分担本土市场的风险，亦能够通过引入外部竞争者，增强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一步有效促进金融市场稳健发展。在债券市场开放中，我国通过取消外资准入门槛、规范外资交易方式等制度体制改革，通过提升广度、挖掘深度、增强流动性不断增加债券市场与境外机构的融合力度。在产业资本流动中，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高标准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能通过货币乘数效应的作用大幅增加人民币在境内外市场的交易额，而且外资企业也会基于自身需要不断增加离岸的人民币储备，从而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策创新实现制度创新方面，一直致力于建立不断深化的开放格局，不断打破贸易壁垒和金融约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创新（见图1），已经构建了以QFII、RQFII为主的外资投资渠道，QDII、QDLP和QDLE的金融资本境外投资渠道，同时也推出了香港互认基金、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沪伦通、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另外，在银行间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也推出了外资银行直接投资和外资直接投资期货的直接入市准则。随着金融市场对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的取消、准许经营范围的扩大、市场准入标准的降低，在境内注册并投资的外资机构不断增加，截至2022年底，在华经营外资机构已经达到919家。

　　我国金融市场主要形成了金融业务负面清单式开放、金融机构通道式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三位一体”的开放格局。一是金融业务的负面清单式开放已经实现了境外资本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政府和监管部门对于诸如证券、银行、基金、期货等方面的外资股份限制已经取消，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外资的国民化待遇。二是金融机构的通道式开放基本实现了外资投资的可见、可控以及资金出境投资的合理管制，建立涵盖了证券金融投资、基金、理财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机制。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迅速，以香港为中心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十分迅速，不断打开人民币在国际大循环的循环路径。境内银行开设了NRA离岸外币账户，方便中小企业将境外资金转换成人民币，不仅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跨境结算的难题，还能够实现对境外资金的有效管理。目前人民币已经被纳入SDR体系，成为了国际货币储备的主要币种之一，这意味着中国资金和资产将会以人民币为支点在金融市场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近期地缘冲突中，西方对于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全面制裁造成的部分国际货币市场真空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提供了空间。美联储持续加息所引发的美国银行业危机使得我国金融市场韧性和活力更为突出、更加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后疫情时代下我国经济稳步复苏，良好的经济前景让我国金融市场在发达国家加息背景下凸显出边际价值。而优化金融开放制度的顶层设计不仅能让市场抵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更强芒果体育，也能够增加市场间的要素流动，提升市场运行效率，进而保障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还有助于借助国际经济循环的资源优势服务国内经济大循环。

　　笔者从直接制度和间接制度两个维度出发，捋顺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目标和实施路径的直接金融制度，并提出金融市场制度与政治因素并重的设计思路（见图2），顺应双循环战略的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建议。

　　金融资本既是境外投资“引进来”的核心抓手，亦是境内投资寻找稳定回报、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渠道。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在我国经济企稳回升与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双重支持下，我国金融市场的亮眼表现受到了国际资本的青睐，这更需要完备的市场制度去引导和规范资本开放。在开放制度设计中应当从三个方面发挥金融市场职责。一是以支付清算服务为基础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制度化降低外资金融机构在境内的准入机制，落实外资机构在华投资的国民待遇。依托数字化制度建设不断拓展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交易等方面转型。二是在跨境投融资中适度提升境内外直接融资的比重，不断满足和丰富基础交易制度、跨境交易品种。政策上降低境外发行和境外上市的限制，便利化境外资金募集、股息分红等需求，构建金融投资的“全流通”。三是丰富跨境金融衍生品，完善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在制度设计上不断拓展外汇市场、股票期货和大宗商品的期权和期货品种设计，优化境内外市场的参与机制，在满足境内投资规避和对冲市场风险诉求的同时，吸引更多境外资本参与境内投资交易。

　　人民币国际化始于2009年推进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报告，截至2021年底，人民币结算在国际贸易中占比1.97%，排在全球货币第4位。2022年后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回流、地缘冲突造成的金融动荡愈发突出，我国把握机遇顺势而为，不断与俄罗斯、中东地区、巴西、上合组织等在贸易结算、货币储备、跨境支付等方面展开合作，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中的比重和地位不断提升。2023年5月15日，人民银行宣布“互换通”启动，境内外投资者可以参与香港和内地的银行间金融衍生品机制，不断拓展人民币的可兑换空间，这不仅标志着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制度型开放不断加大，也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下一步，通过政府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试点政策，推动离岸债券市场发展，有效增加境外的离岸人民币需求规模。“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出台政策鼓励国内商业银行参与离岸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不仅能不断积累内资适应国际市场波动的经验，亦能增加境外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同时，打造离岸人民币循环系统，通过整合各个自贸区、自由港的离岸人民币的试点经验，统一NRA、FT、OSA等各试点区域的涉外账户制度管理。通过建立境外统一人民币离岸大系统，减少不同系统之间的摩擦成本，不断提升境外资本和市场对人民币的认可度。

　　过去国际资本投资中国产业主要集中于我国低成本、低生产要素的传统制造业，产业资本也多依靠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转移而设立芒果体育。当下我国不仅面临着美国产业链转移的“堵截”，还遭遇东盟一些国家依靠更低的人力成本不断削弱我国产业竞争力的追击。因此只有驱动战略新兴产业不断发展，芒果体育突破国际对我国产业投资的“前堵后追”，以产业自身的高预期、强发展、稳回报，打造国际资本的“引力场”，才能不断吸引境外产业资本向境内流动。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不断吸引了国际资本。截至2022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已经达到700万辆，汽车及零配件出口总额在我国出口类别中排名第二。如特斯拉、宝马新能源等企业在中国加码投资就是看好收益高、预期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不仅打破了美国“友岸外包”的产业资本枷锁，亦能通过中长期产业资本的不断流入形成外资在华投资的“压舱石”，为其他类型资本的流入奠定基础。因此，应当立足新能源和数字产业的国际产业资本“引力场”探究政策合理缩减境外资本在华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的负面清单，充分了解在产业资本方面吸引外资准入约束和投资诉求，推动产业资本在更大范围、多维度、高层次的开放。

　　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要求我国的金融体制机制与国际主要发达国家对标，而当下的逆全球化不仅在经济活动中限制了境外资金、资本的微观流动，也会促使各国基于自身利益、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积极主动地对金融市场施加影响，这也意味着政治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随着政治因素从幕后走向台前，其对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产业经营稳定的影响比经济因素更加直接。在金融市场开放制度顶层设计中，除了推动外资营商环境优化、营造市场环境公平、保护外资在华合法权益外，应该更加重点考虑制度参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理念。

　　无论金融市场如何开放，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都要被牢记。金融市场的开放会为金融市场带来机遇，但是也会增加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复杂性。对此，需要从制度设计入手，构建高效的跨境市场监管体系，形成明确的政府职能边界，从而增强宏观审慎的管理逻辑，对市场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